【李云峰】水的哲学思想——中国古代自然哲学之精华
自然哲学是对自然的哲学探讨，自然哲学的中心问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对自然的哲学思辨，人的视野中的自然观念及其相关问题。
长期以来，理论界一直认为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相对贫乏一些。实际上，作为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河流孕育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中国古代的学者对水这种自然现象的哲学探讨，对水的哲学思辨，这方面的内容十分丰富。
一、世界的本原与水
水是生命之源，水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不可缺少的物质条件。存在决定意识，由于水与人类的特殊关系，中国古代许多哲学家在探讨自然时往往突出水的作用。
许多国家早期都有水本原的哲学思想，如古希腊、古代的阿拉伯国家。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也提出了水是万物之本原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淮南子·原道训》里认为：水，“上天则为雨露，下地则为润泽；万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群生，而无好憎，泽及蚑蛲，而不求报；富赡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不费”。认为所有的物质都离不开水。
中国古代的五行说，认为“金、木、水、火、土”是世界的本原。而在范洪、王安石那里，“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居“五行”之首。我们还注意到，无论是中国古代的五行说，还是古印度的“地、水、风、火”四要素说，古希腊的“光、气、水、土”四要素说，这些关于世界本原是几种物质，多元论的朴素唯物主义学说中，只有水是唯一的共识，是共有的本质。
在中国古代关于水是万物之本原的思想中，以春秋时齐相国管仲最有代表性，《管子·水地》一文全面论述了这一思想。在《管子·水地》中，管仲认为水构成万物，万物靠水生长，人也是由水生成的，水“凝蹇而为人，而九窍五虑出焉”。这里的五虑指视、听、嗅、音、思。把人的思维能力也当作是由水聚集而成的。管仲的“水者，万物之本原”命题中的“物”，可谓无所不包，“是以水之精粗浊蹇，能存而不能亡者，生人与玉。伏暗能存而能亡者，蓍龟与龙。或世见或不见者，为庆忌”。
在同一篇文章中，作者还指出了水的物理性质，如能去垢，辨黑白等；还指出由于水有平准之性，可以作为量器；它虽无色，五色又非它不成，所以可称是五色之质；它虽无味，五味又全靠它中和，可称是五味之中。水是“万物之准”，“诸生之淡”，“违非得失之质”，从而强调万物、是非得失，都离不开水。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论述，作者得出结论：“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水是万物之本原，生物之宗室。
管仲以水为世界本原的思想是极其可贵的。恩格斯在谈到古代的自然观时，曾以泰勒士为例，说明古代最初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的特点：在这里已经完全是一种原始的、自发的唯物主义了，它在自己的萌芽时期就十分自然地把自然现象的无限多样性的统一看作不言而喻的，并且在各种具有固定形态的东西中，在某种特殊的东西中寻找这个统一，比如泰勒斯就在水里去完成（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8月版，第164页。）。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黑格尔在谈到泰勒士的哲学时，充分肯定泰勒士是一致公认的第一个自然哲学家。黑格尔还指出：“对于泰勒士，我们除了熟知他把水当作原则，当作一切事物的神的这一点以外，是别无所知的。”因此，“‘水是原则’这句话，是泰勒士的全部哲学”。黑格尔对于不能见到泰勒士本人对于这一思想的阐述，感到惋惜，但是在古代东方的中国，在《管子·水地》中，约早于泰勒士一个世纪（注：据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载，泰勒士生于公元前640年或629年，约死于公元前551年；而管仲约生活在公元前725年—前645年。），就提出了“水者，万物之本原”的思想，不仅时间上比古希腊的泰勒士要早，而且还比较详尽地论述了这一思想。
由于水总是处于运动变化中，人们从水的运动变化中感受到物质世界里的生生不息，并概括上升到哲学高度。中国古代辩证法十分丰富，同样对水的辩证思考也十分丰富，这大多体现在对水的辩证特性的认识上。
河流是一个动态系统，河水有涨有落，河床有冲有淤，黄河下游河道又常改道，“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很形象地反映了黄河下游河道的变迁，这种说法在我国常被用来形容事物总是运动变化的。
《孙子兵法》里有“水无常形，军无常势”之说，这种说法虽是就军事战争而论，但这种概括已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最有代表性的精典论述，既精辟又通俗，是当今中国人引用较多的警句。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很早就从水的温度和状态变化中发现了质与量关系的变化。如荀子在《劝学篇》中说：“冰，水为之，而寒于水”，冰是温度低时由水变化而来的。在同一篇文中荀子还说：“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些论述已包含着量变引起质变的思想。在中国民间也有“水滴石穿”等说法。这些论述已天才地猜测到了质量互变规律的内容，但由于多种原因，我们的先哲们终没有总结出质量互变规律。
二、宇宙秩序原理与水
（一）中国古代宇宙秩序说与水
中国古代有关宇宙秩序原理的阐释主要是以“道”为中心展开的。
美国达慕思大学教授艾兰在《水之道与道之端》中提出中国古代哲学中许多最基本的概念都来源于水的形象。例如“气”和“道”，有共同的本喻——水之象。“道”是以水道为原型的，而水有着各种各样的形态；“气”则以水汽为原型，引申其意义，同样暗示着水的各种形态——从坚冰，到流水，到飘浮的水汽。就人类而言，气，既是呼吸之气，也是体内的精气。在自然界中，正是水汽会变成雨水和溪水，滋润万物的生长。在抽象的层义上，它是道的组成部分。气这一观念已跨越了欧洲哲学中物质与精神的局限，把有形的世界与无形的宇宙联系起来了——在有形的世界里，气是水汽；在无形的宇宙中，气是生机与活力。气又分为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相互作用构成世界。
水的特征之一就是流有道而趋下，在孔子的《论语》中，道的概念，是以渠道和河道为原型的，“道”的思想就是要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天地万物皆各行其道，顺其自然。老子哲学的本喻和儒家一样，但“在《老子》中，道的地位高于天，是第一原则”。《老子》中的道不仅以自然流淌的溪水及其流动为原形，而且以水的各种各样的表现形态为原型，包括其极致——汽态。在老子那里，不仅有天之“道”、地之“道”、君子之“道”和君王之“道”，而且还有大道——像水一样，柔弱而不争，养育万物，容汇百川。
我们认为，中国古代哲学中，不仅“道”、“气”以水为原型，而且“五行”说、“阴阳”说，其产生都与水有关。关于“五行”的来源，《尚书·洪范》中说：“我闻在昔，鲧陻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鲧不了解水润下的性质，用只堵不疏的方法治水，违背了规律，导致了失败；禹吸取了教训，采取了疏导的方法，获得了治水的胜利。人们就是在这种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总结出“五行”规律的。原始的阴阳观念起源与人们对自然的观察，在殷商甲骨卜辞中，阴阳用于气象方面，有日为阳，无日为阴。后来，阴阳又用来表示方位，山坡向日面为阳，背日面为阴。根据现有可信材料，第一个在哲学意义上使用“阴阳”概念的是西周末年周太史伯阳父。伯阳父认为，在冬去春来之际，气是从地下向上蒸发，万物便出苗生长；如果沉滞不能蒸发，农作物就不能茁壮生长。阴气是沉滞下降的，阳气是蒸发上升的。阴阳二气相互协调，配合有序，流转正常，就风调雨顺，否则就要发生灾难。他曾用阴阳二气的失调解释当时在今陕西地区发生的地震现象。
“中”者何物？水流之中线也。我们还发现，孔子所倡导的被儒家奉为处世要旨的“中庸”也能从对水的认识中找到解释。
（二）中国古代宇宙生成说与水
中国古代不管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气”一元论、“五行”说、“阴阳”说，都有学者用水的运动变化说明万物的产生，说明本原与具体事物之间的关系。王充说：“天覆于上，地偃于下，下气烝上，上气降下，万物自生其中间矣。”（《论衡·自然》）在庄子那里，气是产生万物的材料，“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出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庄子·田子方》。王廷相认为由于气的运动，使宇宙万物得以产生，万物产生有一个过程，先生出水、火、土。张载用水和冰的关系说明太虚和气的关系：“水凝则为冰，冰为水；太虚聚则为气，气散则为太虚。”
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出土了楚简《大一生水》，这篇仅305字的古佚文引起了学术界极大兴趣。《大一生水》说：“大一生水，水反辅大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大一，是以成地。天地复相辅也，是以成神明。神明复相辅也，是以成阴阳。阴阳复相辅也，是以成四时。……成岁而止。”庞朴先生称《大一生水》为“宇宙生成新说”。李零教授认为“是较早的宇宙论文献”。关于大一与水的关系，庞朴先生认为水是大一所生所藏的水，是大一的具体形态，叶海煙教授认为水是“场域”，有人认为大一通过水而生万物，有人认为大一通过水生成天地，天地又生万物。但是不管何种说法，都肯定了水在宇宙生成中的作用。
三、伦理道德与水
水是一种无生命的物质，然而与其他无生命物质不同，水与人的生活，与人的生命息息相关。水的各种不同的形态，它的性质与功能，常常被上升到哲理的高度，给予人们一定的启迪。中国古代的学者常常用水之辩证特性来论述、说明问题。在中国古代，许多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都曾以水为喻规劝帝王，教化国民，教育学生。
在《孔子家语》中已有“载舟覆舟”之说，到了唐太宗李世民那里，君民关系被概括为舟与水的关系，提出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八字箴言。这种君民关系以舟水之喻，在当时是对历史上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是对历史理性的思考，在今天看来这种比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与历史人物的关系。
张载说：“天性在人，正犹水性之在冰，凝释虽异，为物一也。”水性一旦成为人的本性，便具有了道德属性，成为人性中善的来源。
中国古代哲学家还把一些伦理道德看作来自于水，管仲认为水是“九德出焉”、“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
中国古代的一些思想家还把水的形态、特性、功能与人的性格、意志、道德修养等联系起来，给人们以警示。综合起来，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道、德、仁、义上给人以启示。荀子说：水，“其洸洸乎不淈尽，似道。”管子说：“人皆赴高，己独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董仲舒说：水，“咸得之而生，失之而死，既似有德者”。荀子说：“遍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这是对“道”和“德”的启示。管子说：“水淖弱以清，而好洒人之恶，仁也。”刘向说：“所及者生，似仁。”这是对“仁”的启示。对“义”的启示，有荀子的“其源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管仲的“唯无不流，至平而上，义也”等。
二是从人的品质上教诲人。管子说“量之不可使概，至满而止，正也”。荀子说：“盈不求概，似正。”董仲舒说：“受恶不让，似包。”水对任何不好的东西都不拒绝，宽容。荀子说：“淖约微达，似察。”刘向说：“绵约而策达，似察。”董仲舒说：“循溪谷不明，或奏万里而必至，既似智者。”刘向说：“浅者流行，深者不测，似智。”荀子说：“以出以入，以就鲜洁，似善化。”董仲舒说：“不清而入，洁清而出，既似善化者。”这些是从公正无私、宽容、明察、智慧、善于教化几方面教育人。
三是从人的意志性格上启迪人。荀子说：“其万折也必东，似志。”刘向说：“其万折必东，似意。”董仲舒说：“水则源泉混混沄沄，昼夜不竭，既似力者。”荀子说：“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百刃之谷不惧，似勇。”刘向说：“其赴百刃之谷不疑，似勇。”董仲舒说：“物皆困于火，而水独能胜之，既似武者。”
老子对水更是颂扬备至。老子曾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水，只对万物有利而不要求什么。水，处于人们不相争之地，心地要像水渊那样深广，对人要像水那样无私仁爱，说话要像水那样守信，为政要像水那样公正，为事要像水那样无所不能，行动要像水那样待时而动。只有像水那样与世无争，才不会有大的过失。
四、人和自然的关系与水
在中国古代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阐述中，水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一方面我们的先人看到了人类对水的依赖，水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另一方面又看到了水对人类社会的危害。
管仲不仅认为水产生万物，而且认为水也是人们善恶、贤不肖、愚俊等品质的决定因素。他列举齐、楚、越、秦等7国的水性和人的特点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夫齐之水遒躁而复，故其民贪粗而好勇。……宋之水轻劲而清，故其民简易而好正。是以圣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则人心正，水清则民心易。人心正则欲不污，民心易则行无邪。”这些说法虽不确切，不科学，但已包含有物质决定意识这一唯物主义的思想。俗话也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之说。
荀子、关尹子及贾谊等人都有颂扬水的论述，都有水之为利的思想。
管仲在《管仲·水地》中历数各地水质与当地居民性格的关系后指出：“是以圣人之治于世也，不人告也，不户说也，其枢在水。”也就是说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掌握水。在另一篇《管子·度地》文中又说：“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风、雾、雹、霜一害也，厉一害也，虫一害也，此谓五害。五害之属水为最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强调除水害，兴水利是治国的首要问题。
关于人与自然关系与水的阐述在中国古代的水利思想，特别是治河思想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水利”一词是中国所特有的。司马迁在《史记》中已使用了“水利”一词。所谓水利，“水之为利害也”，即兴水之利，除水之害。
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代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焦点之一，这种斗争也反映到中国历史上的治河活动中。治河是信天命、靠神佑，还是不信天、不靠神、相信人类自身对大自然斗争的能力，这是天人关系在治河活动中的具体表现。历史上，历代皇帝祭河神，求天佑，香火不断。西汉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瓠子决口，当时丞相田蚡提出“强塞之未必应天”。宋神宗赵琐提出“纵水所之”，即放任行流。与这些唯心主义观点相反，中国古代的治水之人，大都坚持唯物主义态度。如针对明代有人提出决口不可塞，“一切任河之便”，潘季驯驳斥道：“一切任天之便，而人力无所施焉，是尧可以无忧，禹可以不治也。归神归天，误事最大。”（注：《中国水利要籍丛编》第15册《河防一览》，第55页。）面对清初黄河状况十分严峻的形势，靳辅说：“臣承积敝之后，安敢不力挽弊风，……惟期尽人事，而不敢诿之天灾；竭人力，而不敢媚求神佑。”（注：《靳文襄公秦疏）卷3，〈经理未尽工程疏〉，第4页，清：男治豫编次，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馆藏。）“期尽人事，不诿天数”表现了人类对战胜自然充满了信心，这一思想是我国古代传统的天人关系在治河思想中的具体体现，也是“人定胜天”这一古老命题在治河实践中的发挥和运用。
清初，靳辅、陈潢在治河中提出了“顺其水性，而不参之以人意”的思想。水性就是河道水流运动变化的规律性，“顺其水性，不参之以人意”就是治河要遵从河流运动的规律，而不是按人的主观意志行事。古人多处提到“治河之理”和“治河之道”，二者是一个意思，就是顺其水性。陈潢说：“千古知治水道者莫孟子若也。孟子曰禹之治水之道也，传曰顺水之性也。”（注：《河防述言》，张霭生整理，附《治河方略》末，卷九第1页，河道库藏版，嘉庆年刻本。）“今昔治河之理虽同，而弥患之策亦不有同。”（注：《河防述言》，张霭生整理，附《治河方略》末，卷九第8页，河道库藏版，嘉庆年刻本。）潘季驯说，“水有性，拂之不可；河有防，弛之不可；地有定形，强之不可；治有正理，凿之不可”（注：《中国水利要籍丛编》第15册《河防一览》，第416页。）。他们还进一步阐述了“河之形有古今之异，河之性无古今之殊。水无殊性，故治河无殊理”（注：《河防述言》，张霭生整理，附《治河方略》末，卷九第1页，河道库藏版，嘉庆年刻本。）。“顺其水性，而不参之以人意”的思想反映了中国古代治河人物在实践中已体验出规律这一哲学范畴。这种体现在我国古代治水思想中对于规律的认识，是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对自然规律论述的精彩之笔。
在中国传统的哲学中，儒家崇尚的“天不变，道亦不变”，以“法先王”为能事，道家有相对多一点辩证法，但往往陷入相对主义和诡辩论。倒是一些应用学科蕴涵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如中国古代的中医理论和兵家学说。我们这里要指出的是，中国古代的水利思想，特别是治河思想中同样蕴涵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中国古代在治河中碰到分与合、障与疏、清与浊、修筑与防守、河流与泥沙等诸种矛盾，在解决这些矛盾时需要辩证的思考。如我国有史记载最早的治水活动为共工“壅防百川，随高堙”，从早期治河活动中鲧的“障”，大禹的“疏”，发展到后来，在治河活动中分水与合水互补，疏浚与筑堤束水并行，提出了“筑堤束水，束水攻沙”的治河方略；在处理泥沙与水流矛盾时，明清两代利用淮河的清水，冲刷含沙量大的黄河，实施了清释浊以清刷浊，浊济清助清刷浑的防治方略；在处理修筑与防守的关系时，在实践中以修筑为防守，寓防守于修筑。由于“水属动者乎”，治河中要“因势利导，随时制宜”，“鉴于古而不胶于古”。元明清三代在处理黄、淮、运三者的关系，处理安流、保运与民生的关系时，力图既把握全面各方兼顾，又保重点，靳辅提出了“治水应审其全”的思想，潘季驯也有“治水之法，当观其全”之说。
中国古代的治河思想中已包含有系统论的思想。系统方法的提出是二十世纪人类认识的成果，但系统方法的自发运用则很早就开始了。我们的先人们基于直观观察，窥视到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自然系统中黄、淮、运相互制约、相互影响，正如陈潢所说：“有全体之势，有一节之势。论全体之势贯彻始终，见责周远近。宁损小以图大，毋拯一方而误全局；寒忍暂而谋之，毋利一时而遗虑于他年。”（注：《中国水利要籍丛编》第15册《河防一览》，第16册《治河方略》，第234页。）他们对黄、淮、运这个庞大的动态系统的规划、施工都体现了系统方法的整体性、综合性的特点，他们整个治河过程追求的正是最佳化这个目标。中国水利史上许多对系统方法运用的事例，不仅表现于中国古代的治河活动中，四川都江堰和广西灵渠的规划、设计、施工也都体现了系统方法的特点。
以柔克刚柔刚相制的辩证思想，也体现在中国古代治河思想中。靳辅解释坦坡时说：“盖水性至柔，而乘风则刚。……若遇坦坡，则水之来也不过平漫而止，其退也亦不过顺缩而下……，此乃以柔制刚之道，诚理势所必然者。”（注：《中国水利要籍丛编》第15册《河防一览》，第16册《治河方略》，第224页。）
中国古代治河思想中，主张“其尽人事，不诿天数”，在顺其水性的基础上注意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重视主体在河流中的作用；用矛盾的观点，对相互对立的概念的认识与处理；从动态上把握河流，根据河流的运动变化制定治河方略；黄、淮、运统筹治理，全面规划。这些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中体现的思想方法在中国古代思想史、科技史中都是独树一帜的，正是在这些思想的基础上，我们古代一些著名的水利人物能够比同时代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计高一筹。也正是在这些思想的基础上，我国古代组织了许多著名的水利活动和修筑了许多著名的水利工程，成为中国古代最佳决策的代表，如大禹治水，都江堰、灵渠等工程。
中国古代关于水的哲学思想无论是在理论论述方面之丰，还是在实践影响方面时间之久，范围之广，规模之大，都是其他自然科学所不能比拟的；中国古代关于水的哲学思想之丰富，把水上升到哲学高度的概括，此方面论述之丰，是其他任何自然现象都不能比拟的。挖掘其中的精华，对于继承古代文化遗产，丰富我国思想文化宝库有着重要意义。
（原载《江汉论坛》2001年03期）